谈中，邓小平告诉尼克松：“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可以说，这是两位卓越领导人之间不同寻常的沟通。
中美关系正是在现实地把握各自的战略利益，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别的基础上确立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它的目标，不是把中国改变到资本主义或其他什么社会制度去。因此，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理应不在中美关系的利益框架之内。对于邓小平和尼克松两位领导人说来，现实主义的理解和处理中美关系，是这种关系得以确认的基础。
但是，如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所进行的改革一样，中国的改革也并非一帆风顺。如果说社会主义改革是一场深刻革命的话，那么在它的一步步推进中，所遇到的就不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分配、结构变动等的深层问题。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政治体制以及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都会发生变革，这必然会影响到社会意识形态，并最终触发对改革性质的不同认识。
从西方人的角度看，中国改革是否会向政治多元化、经济私有化前进是最关键的；在国内，也有人不赞同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种情况使改革的过程大大复杂化了。对于美国人说来，期待着中国向西方的价值观和社会制度靠近，并做出种种努力，是很可理解的。但实际上，当他们这样做了，便堕入了一个难以自拔的陷阱。因为他们对中国改革的理解，实在是肤浅的。仅仅套用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已有认识，不但无法解释两种改革的差异，而且会把自己引导到异端邪路上去。
应该承认，对中国的改革的态度，从开始起就并不是那么一致。早在1979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人们已经就改革牵涉到的重大理论问题，开
《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是最近非常火的一本出版小说，作者是李向前，主角是历史穿行域外访史与社会主义寻踪，小说主要讲述的是：的情况。他是唯一在中国解放战争中牺牲的德国共产党员。还有一位叫施达尔曼，后来是民主德国保卫部门的领导人。他曾经参加了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莫斯科命令他把中共领导人解救出来。于是他打扮成商人，到了一个旅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