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出现“老死”的现象。这种“老死”的现象，主要跟官僚体系和其群体有关。
王朝新立时，设置制度、成立机构，当然都是为了干事的。有其事，才设其官。即使是负责宫廷礼仪、送往迎来的，在一般老百姓看来没有什么用处的机构，但对于朝廷来说，也是有其用，才设置机构。当然，制度设官分职，究其实质，官员就是朝廷的雇员，拿薪水干活。所以，官员也是一种养人的职业。在那个时代，还是最好、最稳定，也最有荣誉感的职业。只是，任何一个王朝设官分职，都不是为了养人，反过来，养人是为了做事。
机构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做事，为了做事而养人。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制度的性质却会出现变异。做事的功能越来越含糊，而养人的功能越来越凸显。在中国历史上，即使不像北宋那样——皇帝为了防止臣子借权搞不臣活动，刻意在机构设置上做文章——一个事情被多头负责，互相牵制，搞的结构叠床架屋，除了养人别的什么事也做不好，就别的王朝来看，机构膨胀、效率降低也是不可避免的事。如果机构碍于祖制，无法明目张胆地扩张，编制外的胥吏就会大规模膨胀。养人养在官，养在吏，其实都差不多。
一个官僚帝国，官权在民间的制衡是有限的。地方的豪族和大户，或者我们后来讲的士绅，的确对于地方官的滥权有一点制约。但地方官只要执意胡来，士绅的抵制也大抵限于自保；能够通过关系将之拿下的，毕竟是少数人才办得来的事。如果朝政昏暗，地方官来头大，那么地方豪族大户、士绅可能连自保都难。至于一般百姓，地方官生杀予夺，只要没把事闹得太大，遭遇御史弹劾的可能其实不大。地方官和他们的下属，包括书吏和衙役，对于境内和过往的商人，具有更多的支配权。所以，借官权生财，在那个时代，是人世间所有行业中一种最便捷可靠的途径。无论官员是否贪恋他的官职，都会给他带来钱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其实不是讽刺“清知府”的贪，而是说，即使“清”，也一样会有这么多薪水外的收入。
在帝制的历史上，一尘不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