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扮演一个加速旧力量死亡的后卫角色。而且，作为一个真正的知识者，他选择的是文字而不是行动，并不喜欢那种必然与任何一种革命行动伴随而来的流血和骚动。正如他1927年向听众所讲的那样：一个人一旦有了思想——这是知识者的标志，他就不能行动了。
当然，这个后卫的角色又会使人回顾那个掮住闸门放年轻人到光明地方去的自我牺牲的父亲形象的隐喻。这个隐喻又和“铁屋子”的隐喻有关。两者都是空间闭塞的形象，只不过“铁屋子”封闭得更紧，没有门，也没有窗，根本没有出路，几个清醒的人和多数熟睡者都是注定要闷死的。对于那些较为乐观的鲁迅同时代人来说，关于这两个隐喻最终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黑暗的闸门和铁屋子在将来是否终将摧毁呢？鲁迅的回答是按一种奇异的希望与失望的双重否定的悖论来确定的：既然人们并不能证明二者之中哪一种是现实的，也不能证明哪一种一定是虚幻的，那么，如果希望的幻想能够给一些人以安慰，又何必吝惜这种安慰呢？
但如果把这两个隐喻转向内面，作为鲁迅黑暗的内心世界的一种象征结构（symbolic configuration），就更是悲剧的了。如果那掮住闸门的巨人并没有被压死，他将必然为在“铁屋子”里不可避免的死亡而忍受痛苦。如我在论他的小说的一章中所说，鲁迅曾一直执着于那个清醒的孤独者的形象。这个清醒者面对一批昏睡的群众，进行一系列无益的斗争。这种精神发展的最终点就是厌世或死亡，他的命运是已经注定了的。但正是鲁迅的这一黑暗的方面是我所赞颂的，我在这个注定了要失败的清醒者的声音里看到了伟大。因此，对我来说，“铁屋子”是个双重的隐喻：既指中国社会和文化当时的状态，也指他本人的精神状态。鲁迅对这两个状态的感知使他发出了独特的“声音”，不仅是“呐喊”和“彷徨”中的寂寞之声，还有他选取来表达出他内心痛苦的文学之声。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引用一句他自己的诗：于无声处听惊雷！
二
就是我这样一幅画像，或许也仍有使鲁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