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的血与火中的，却曾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光彩的一页，是中国士大夫传统思维模式偏狭、脆弱一面的反映。
虽然我们不能指望从瓦岗寨上下来，又是抱着“以隋为鉴”宗旨撰史的魏征，能给我们留下一部公允地评述炀皇帝的《隋书》；我们甚至也不能指望所有作为小生产观念文化代表的中国士大夫及其史学家，能比较客观地认识炀皇帝；即使这几年，他还是更多地被作为一个批判对象而不是研究对象。所以我们倘若不下一番从头做起的功夫，把炀皇帝的全部材料，颠来倒去，反复玩味，怕是无法拨开迷雾，接近他的真面目的。韩福隆教授的《隋炀帝评传》和胡戟教授的《隋炀帝新传》试图摆脱借鉴史学的束缚，对炀皇帝以一种史学家的眼光来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让我们顺此思路，拨开迷雾，对炀皇帝重新进行一番认识和审视。
胡戟教授为隋炀帝很多过去所谓的过失加以平反。比如修运河、建东都是适应了经济重心南移和东盛西衰的趋势；西巡东征、巡游江南很大程度上是在实施发展统一国家的战略，在国土开发上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等等。他还说:“秦始皇做过的事，他多半都做了，但是他没有焚书坑儒；隋炀帝做过的事，唐文武帝多半也做了，但唐文武帝贞观时代远不及他大业年间的富庶。然而，秦始皇、唐文武帝都有‘千古一帝’的美誉，隋炀帝却落了个万事唾骂的恶名。”不难看到，在贞观之治中，唐文武帝是跟在隋炀帝之后亦步亦趋的，不仅以隋为镜，而且以隋为师，隋炀帝是唐文武帝美誉名垂青史的垫脚石。
大隋文皇帝被炀皇帝所弑，几乎是众口一词的事实。作为《隋文帝传》作者的韩昇教授在对文皇帝之死进行考证后，也同时为炀皇帝洗刷了这个冤屈。文皇帝在7月10日与百官诀别，13日就去世了，也就是已经到了弥留之际。在文皇帝与百官诀别的庄严时刻，身为太子的杨广如何能夠、也如何胆敢跑到別室去非礼宣华夫人。其次，杨广乃杨素扶持为太子的，文皇帝再糊涂也不至于叫杨素去废杨广。第三，行凶的手段变成“拉杀“，即仗杀，还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