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寄希望于清廷转而主张推倒内阁,和革命党人一起站到了清廷的对立面,使之更加孤立。
清末诗人易顺鼎曾深有感慨:辛亥清亡,不是亡于军事,而是亡于政治。它败于自己已经启动了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路被堵死,革命便有机可乘。清廷上层颟顸,一年前主动权在自己手里,不知顺势立宪,结果误国家,误社会、误自己。它不知道,对于专制政体来说,政治改革原本就是断腕之事。自己不断,别人就会断。待至别人来断,那就不是断腕所能止的了。梁启超之后也回忆:“犹记当举国请愿国会最烈之时,而朝廷犹日思延宕,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相搪塞。鄙人感愤即极,则在报纸上大声疾呼,谓政府现象若仍此不变,则将来世界字典上,绝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矣。”果然,史有“民二”,却不复有“宣五”。
压死清廷这头驴子的还有一捆稻草是“保路运动”。1911年5月,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在皇族内阁成立的第二天,悍然实行铁道干路国有政策,接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广铁路借款合同。此举实质是将铁路修筑权连同铁路控制权一并出卖给外国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湖南首先起来反对“干路国有”,接着湖北、广东、四川也奋起抗争,其中四川最为激烈,由文明争路发展到席卷全省的罢市罢课,最后发展到武装暴动,酿成著名的“成都血案”。世上大乱蜀先乱,世上大治蜀后治。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不顾各界反对,公然枪杀请愿士绅,酿成死三十二人、伤数百人的成都血案,朝野哗然,声讨四起。
“保路风潮”由来以久。此前的1909年11月2日,东京湖北学生界公举的拒借外款代表嘉鱼人夏道南、随县人张伯烈抵鄂,咨议局召开千人大会欢迎,并于当晚召开了有他俩参加的“特别会议”,商讨拒债保路之策。接着成立了“湖北川粤汉铁路协会”。11月12日铁路协会开会讨论并布置了筹款办法;14日,铁路协会又在汉口四官殿开特别大会,到会者约三千人,进一步确定了“拒债筹款”